本文經作者/歐巴桑聯盟成員 翁麗淑 同意，刊載於歐巴桑聯盟全國粉專。
正文：
二月，有個你一定要深刻認知的日子。要認真紀念這個日子，就不能不談「轉型正義」。
正義，何需要轉型？轉型後的正義還是「正義」嗎？
二次大戰前後，世界各地發生了許多大規模迫害人民的事件，有的是錯誤的政策（像美國、南非、澳洲、德國…都曾實施過種族隔離制度），有的是大規模的屠殺事件（像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盧安達屠殺事件…）因為傷害既廣且深，追討正義的手段如果不轉型，可能又會引發再一次的災難。加上許多錯誤的發生，除了最權力上位的決策者之外，其實伴隨著為數不輕的共犯結構，「追討」兩字，說得很無力也很痛心，如果有其他的選擇，我想受難的大多數人也許會選擇「原諒」這個選項。
可是，在寫「原諒」兩字之前，就是轉型正義的大大大大工程，目的不是要把犯錯的人抓來凌遲一番，也不是要強逼他受盡羞辱下跪道歉；更不是編一大筆預算對受難者賠錢了事。「轉型正義」最大的目的只有兩個，一個是「真相」、一個是「教訓」，這樣的「真相」決不只簡單的一個，它需要整個社會從不同的時期、多層次的面向、有反省的思考，許多人長時間不間斷的面對；每一次認真面對「真相」才有可能產生有意義的「教訓」，思考「教訓」反應著整個族群怎麼面對下一步，如何走才能對得起被犧牲的前人？如何走才能不重蹈覆轍，也把我們細心守護的價值問心無愧的交給下一代？「真相」與「教訓」都是長久龐大的工程，需要整個社會一起下定決心來面對。
「二二八」與「和平紀念日」
這學期六上的社會領域有個單元在談「傳統文化」，其中談到了傳統節慶，我問同學們：「節日中有真正專屬於台灣本土的節日嗎？」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說「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國慶日」、「光復節」，然後有人說「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課本原意應該是指漢人的傳統節慶，也就是春節、清明、端午這些，但幾乎有漢人的地方就會過這樣的節慶，像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民情靠近的日本可能也部份相似，說「專屬台灣」恐怕不盡然。
再來，也許「國慶日」算是台灣唯一，但如果仔細探究歷史，這個日子原是孫逸仙在中國的清朝時期帶領一群革命志士，歷經十一次革命總算成功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政權的日子（關於這段歷史還有許多其他的說法），當時是西元1911年10月10日，這時的台灣正屬於日本統治的時代，蔣渭水還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讀書。這個屬於中國的政權大轉移，事實上台灣並沒有直接的參與（只有少數人在台灣組織運作革命），政權移轉後對台灣也沒有太大的影響。總之，這個日子，就歷史起源來看，跟台灣的淵源不大。
而「光復節」更令人匪夷所思。在1945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當年10月25日盟軍中美英蘇四國來台灣接受日本投降，於是訂這一天為台灣光復節。但其實這個「光復節」是台灣人對中國一廂情願的傾慕，以為自己脫離了日本的殖民，可以在自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政府統治中得到平等的對待與更好的生活，豈知接下來的日子竟讓台灣人吃盡苦頭，不但政府貪污腐敗，移師而來的軍隊更是素質極差，把整個社會搞得又髒又亂，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甚至還在一年多後爆發二二八事件…「光復」一詞說得極富諷斥！
而「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或許才稱得上真正屬於台灣的日子，這個日子印刻著台灣一段深沈傷痛的歷史。但是，連這個「紀念日」都得來不易。
「真相」，尤其是這種曾經被刻意掩蓋的歷史真相，要認真看清原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必須在日常的瑣碎運作中細細耙梳，才能看見一些真相的光影靈光一現，在我成長的這一代尤其不容易！
那段白色與缺席的記憶
在我很小的時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總統都姓「蔣」，讓我以為「蔣總統」就是一個專有名詞，而且前面還要空一格，唸的時候要立正以示尊敬（演講的時候尤其誇張），如果那時候我不小心認識了蔣渭水（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認識），我一定以為這是同一家人，一個專門擔任元首的皇室家族。
在這樣的年歲裡，我當然無從聽聞二二八。現在的我回想那些日子，讀著中國的歷史地理、練習說一口標準的國語（同時摒棄著滋養我長大的母語）、唱著龍的傳人、寫著反攻大陸的作文…我常在想，在這樣的蒼白年代裡，二二八的記憶到底是怎麼躲藏的？這麼痛的傷痕，肯定時常在孩子那些無知的歌聲裡獨自嘆息；這麼心碎的記憶，一定是得用力壓抑才有辦法藏進一日過一日的縫隙裡…
這種日子，威權的控制，像漫天白沙，撲天蓋地而來，生活的一切幾乎無一倖免。從空間，且看那些不斷重複且對當地人毫無意義的路名、校名、館名、公園…；從文化，且看教科書、媒體廣告、節日慶典，連歌曲、文宣出版品都不放過，還有那個硬生生被拔除的母語…不只細且深廣，在時間上還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以致在解嚴二十多年後的現在，代表威權時期的標誌不止處處可見，我仍聞得到戒嚴遺留的恐懼味道…
這些，決不是簡單的解除戒嚴令就可以翻轉。我們需要「轉型正義」的工程，對應著那麼長那麼深的控制，這工程也絕非一蹴可幾。
你不能不知道「轉型正義」
我知道對很多孩子來說，「轉型正義」這個名詞陌生且難以想像。我認為那是因為我們的實踐太少，即使有，這些實踐沒有被理解為「轉型正義」，於是「轉型正義」的連鎖工程才無以為繼。
我想舉幾個「轉型正義」例子。
從「介壽路」到「中正紀念堂」
現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以前的名稱是「介壽路」。全台灣的「介壽路」還有很多條，這個命名主要取自「蔣介石萬壽無疆」的意涵。從這個命名裡，我們不只看見歷史認知的錯亂，還充滿著對威權者的諂媚文化。一九九六年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決意將此道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當時遭受了不少阻撓，「凱達格蘭」之名在紀念位於台北盆地的平埔族群「凱達格蘭族」，但大部分的人對平埔族的認識極為淺薄，甚至有人以為這是引自外國的路名。也有人認為路名任意修改會造成用路人的困擾（但這些路名長期以來侵蝕人民的歷史認知，大家卻不以為意。）
不只如此，這個空間以往不准騎機車、腳踏車，行人必須嚴肅低目而過。陳市長不僅解除這些禁令，還在廣場上開舞會，企圖用年輕人奔放的活力破除空間裡的威權惡靈。
我認為這是一次空間上轉型正義的成功經驗。拿掉「介壽路」，讓我們重新看到早就習以為常的謬誤，力排眾議放上當時拗口的路名，讓我們重新聽見在歷史裡被消音的族群。如今這個路名大家不但唸起來順口不跳針，這個空間還承載了許多社會運動的發生。
看到錯誤，還原真相，也儘可能拔除威權的遺毒。這是轉型正義的重要步驟。
但是，在凱達格蘭大道不遠的「中正紀念堂」卻有著不同的命運。二○○七年，當時擔任總統的陳市長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二○○八年總統換人後，「中正紀念堂」的名號又回來了。
「中正紀念堂」不遠處就是二二八紀念公園，還有二二八紀念碑。當加害者還穩坐廟堂被「紀念」著，受難者真的沈冤得雪了嗎？
轉型正義，轉過去，又轉回來。我認為最大的因素在於我們追究真相時總是只看見被害者而少了加害者。
回到二二八
我很喜歡一件在二二八共生音樂會中買的一件T恤，上面有三排數字：
1 3456789
1 3456789
9 7645321
我穿著上課時，有同學問我：「我看得出來這是在講228，但是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啊？」我笑而不答，希望她回去再多想一想…，到了下次上課，這位同學很有所感的來跟我說，「我想這是在說，二二八的真相未明。」
就在1987年，即將解嚴但還沒解嚴的那個二月，普遍嚴密控制的空氣裡已經躁動了一段時日。在「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中，鄭南榕勇敢的拿著二二八的旗幟上街頭，要求二二八的真相，要求政府的道歉和賠償。這是關於二二八轉型正義的重要開端。終於在八年後，我們看到總統代表政府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立法院也修法通過，受難者家屬可以得到相關的賠償，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訂定，各地也看到紀念館、紀念碑紛紛成立…，很多人會認為二二八事件已經得到平反。但是，這件事真的得到轉型正義了嗎？
如果有人跑來打你一頓，你受了傷，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然後你聽到一句「抱歉」，還留一筆錢給你去看醫生…你願意接受嗎？
轉型正義，當然不是道歉、立碑、賠錢就能過去。很多受難者家屬還是不明白，這個家破人亡的悲劇是怎麼一回事？那些充滿驚恐的日子所為何來？事件的真相並不只是告訴我們誰被殺了或誰死了，而是要追究是誰決定了這個屠殺的行動？誰殺了誰？為什麼要這樣做？只有真相大白之時，道歉才真正成立，而原諒才有可能發生！
相較起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這段歷史，總是有許多學術研究、文學著作、電影、裝置藝術不斷的從各種角度利用各種媒材書寫論述追究這段歷史，不會有人被冠上重翻傷口或撕裂族群的罪名。不斷凝視真相，追究事件加害者的責任，也不斷反省自己在事件裡的作為，大家誠惶誠恐的就是怕有人忘記教訓，怕歷史重演。
但是，在二二八事件裡卻有一定的困難，有人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我們要向前看拼經濟；也有人說「舊事重提會撕裂族群感情，破壞和諧。」受害者要求真相卻被認為是想多要賠償金，政治人物要求真相會被冠上藍綠惡鬥的標籤，人民要求真相被認為泛政治化…，於是我們的轉型正義只轉了一半過不去，很多人還是覺得事情已經解決了不需重提。因此「中正紀念堂」的名號依舊聳立，一大堆中正堂、中正公園、中正路、中正國小、中正國中…想想看，一個受難者的後代所讀的學校是加害者的名號，這是怎樣的荒謬場景？！
更加荒謬的，還有前些日子在新聞上沸沸揚揚的「南榕廣場」命名事件。前面提到，二二八轉型正義的開端是「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發起人鄭南榕還來不及看到二二八的平反，就為了百分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殉道了，連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都願意在鄭南榕雜誌社所在的民權東路三段一○六巷三弄，正式掛牌為「自由巷」；而成大學生為新落成的廣場命名為「南榕廣場」，竟被校方否決。
成大是鄭南榕就讀的第一所大學，時間不長，對比於鄭南榕對台灣民主發展的貢獻，成大算是沾了光。但「南榕」兩字仍被校長認為是涉及「政治性」與「特定的意識形態」，而這些將可能造成校園的「不安定」。這是威權者非常慣用的伎倆，先企圖與「政治」切割，再引發可能衝突不安定的想像，殊不知「去政治」的言論其實是最政治的（所以才會有同學很聽話的把光復校區的「光復」兩字拆掉），而所謂的「安定」其實就是期待培養一群不會思考的順民。台灣「轉型正義」的未實現，這個事件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指標！
我們可以怎麼做？
聽起來，轉型正義好像是政府的事，一個孩子可以做什麼？我認為，人民如果沒有覺醒，轉型正義是無從發生的。看見真相的勇氣和能力需要鍛鍊。追究歷史真相必須廣泛閱讀且深刻思考。不止看教科書（或有權勢者）說了什麼，還要知道它（或他們）什麼沒說，以及，為什麼要這樣說、為什麼用這種方式說…還要能在生活的細節中辨識威權的痕跡│空間的，好好思考那些牌樓、命名、標語、位置的安排…；還有人的，那些權力的運用、話語、對待…。
因為轉型正義的未完成，人民和政府都還沒認真的反省與看見教訓，於是當權者恣意破壞剝奪人民的身家財產仍常有所聞，人民的街頭抗爭要忍受警察的監控和驅趕，還有人因此而被起訴…
甚至，連高中的歷史課程綱要都要被修改得看不見歷史，我們這一輩被欺瞞的、被奴隸的，眼看又要再回頭了，你能不戒慎恐懼嗎？
因為那個最長的戒嚴，在我成長的這一輩，大都是在嚴密控制下長大的，很多人因此害怕威權、恐懼政治、很擔心「不安定」。這些人現在可能正是你的老師或長輩，你也許會諒解我們這些長輩對政治或公共事務的冷漠或擔心，但你們沒有理由讓自己也繼續這樣的景況。歷史要真正翻到下一頁，不讓那些前人的血淚白白犧牲，也不讓悲劇重蹈覆轍，在二二八的歷史刻痕中，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註：原文載於人本教育札記二月號
圖片來源：
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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