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對等的勞動關係中,誰能安全說話?—從泰博勞資爭議談起
發文日期:2026/3/31
泰博科技勞資爭議延燒至今,雙方說法持續交錯。公司召開記者會,提出高額獎金徵求「真相」;另一側,工會持續陳抗,指控公司長期打壓與不當對待。不同說法交錯,也讓許多人感到困惑。
在資訊紛亂的情況下,小歐盟關注的是,在這樣的衝突中,勞工是否有安全表達意見的空間,以及現有的勞動檢查與勞資爭議處理機制,是否真的能發揮作用。
爭議要回到可以被檢驗的程序
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在2011年5月實施後,台灣可謂已經建立了一套漸趨完整爭議處理機制,例如勞動檢查、勞資調解,以及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制度。這些機制及其背後的法理是國內外工會團體、專家學者、資方團體等溝通、折衷的結果。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在勞資衝突發生時,有一套可以依循的程序來釐清責任、保障勞資雙方的權利。
泰博勞資爭議發生,企業主當然有權說明自身立場,也可以提出資料回應外界質疑。但勞資爭議的釐清,應致力於在既有的勞動法制之程序中陳述,才是正途;以堆疊現鈔懸賞,或聯袂政治人物發表各種歧視言論,利用公眾對少數族群的不了解,試圖形成對己方有利的輿論,或許可以逞一時之快,但一旦調查結果出爐,最終極可能是賠上企業形象。
在目前公開的資訊中,有些爭議已經進入這些機制的處理範圍。有關打壓工會等不當勞動行為的部份,裁決委員會正在審理中;涉及性別平等與懷孕歧視的違規案件也已成立(資方也履行其申覆權當中),勞動部也公開表達過嚴正態度。這些都是經過行政程序確認的結果。
在各方持續提出不同說法的同時,這些已經被確認的部分,會成為社會討論的重要基礎。
勞動條件與國際信任
根據資料顯示,台灣工會實質組織率(扣除職業工會)在2023年底僅7.9%,代表每百位在職場的工作者,不到10人享有工會保障的權利,可見對一般在職場工作的人而言,不論出生、性別、性取向等,享有與資方對等的勞動關係,是一件奢侈的事。對移工來說,更是如此。在語言、資訊與居留身分的限制下,他們在面對雇主與制度時,本來就承受更高的不確定性。因此,在申訴、加入工會或表達意見時,往往伴隨極大的壓力與風險,也更難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法律上所保障的權利。
因此,小歐盟關注的是:這些保障勞工權利、處理勞資爭議的機制,是否真的能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仍可發揮作用。這不只是個別企業的問題,也關係到整體勞動環境的品質。
台灣的產業高度仰賴國際供應鏈,企業的勞動條件也正受到國際更嚴格的檢視。當勞資爭議升高、國外客戶開始關切時,影響的不只是企業本身,也會牽動外界對台灣勞動環境的判斷。如果一個社會無法讓人相信勞工權利受到保障、爭議可以透過既有機制被處理、不同聲音能被安全表達,那麼外界對台灣勞動環境的信任也會開始動搖。
小歐盟的立場
小歐盟要提出,移工不是可以被動員或被代表的群體。他們是實際在這片土地上工作與生活的人,擁有與本國勞工同樣的基本權利。事實上,在職場普遍存在的不對等的勞動關係中,本勞、移工是一體的,「我們」承受著相同的組織及制度環境。如何讓勞工能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做出選擇,並且安全地表達意見,是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必須持續面對的課題。
真正需要被看見的,是那些仍在工作現場、仍在猶豫是否能開口的人,他們是否有一個可以安心發聲的環境,才是這場爭議最核心的問題。
台灣第一個草根女性政黨
小民參政,從兒童及女性觀點出發
2026前進地方市議會
每月支持,和我們一起推動地方改變
< 立即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