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教育不能只靠第一線硬撐
發文日期:2026/6/22
韓劇《鐵拳教育》引發熱議,許多教師共鳴的不是劇中的暴力,而是現實中的無力感:少數學生長期出現暴力、霸凌或安全威脅,學校反覆輔導與介入後,問題仍回到教室,讓教師、同學與行政人員持續承受壓力。
今年3月立法院舉行公聽會討論《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擬設置專責轉介教育學校,承接原校多次介入仍無法改善的高風險學生。這確實回應了現場困境,但在成立新學校前,更該先釐清現有制度究竟失靈在哪裡。
現在真的沒有制度嗎?
其實不是。
目前已有三級輔導制度、多元教育課程、慈輝班、中途班及相關少年司法教育措施。然而,制度存在不代表能有效運作。
許多個案卡在教育、社政、醫療與司法的交界處:學校認為需要社政介入,社政認為未達標準;醫療需要家庭配合,家庭卻無力配合;司法尚未介入,也無法接手。最後學生回到原班級,壓力仍由學校承擔。
這段介於一般教育與司法之間的空隙,正是轉介教育草案想處理的問題。
教育部承認有缺口,但還沒說清楚缺口在哪
教育部已提出強化校安人力、跨部會合作與轉介機制等方向,但仍缺乏完整診斷‵,舉例來說:全台每年有多少學生超出原校承接能力?曾接受那些接入?哪些介入失敗?
三級輔導失靈的原因,是輔導教師、心理師與社工師不足,還是外部資源設有過高門檻?
現有慈輝班、中途班與多元教育課程,分別能處理哪些學生?又有哪些需求始終沒有人承接?
當教育、社政、醫療與司法對同一名學生都有部分責任時,究竟由誰擔任主要個案負責人?
若沒有這些資料,很難判斷台灣缺的是新學校,還是更有效的資源整合機制。
新設轉介學校,可能補缺口,也可能複製問題
一般學校確實有承接極限,對於持續危及他人安全的學生,需要更高強度的專業處遇。
但若轉介學校只是換個校舍與老師,卻沒有心理師、社工師、特教與家庭支持資源,問題只是被搬到另一個地方。
真正重要的不是校名,而是否提供更密集的教育、心理與社會支持,並從一開始就規劃學生如何回歸一般教育環境。
「高風險」不能成為排除學生的標籤
另一項風險,是誰有資格被認定為「高風險」。
情緒行為障礙、特殊教育需求、家庭支持不足、經常與教師衝突,甚至只是不符合學校期待,都可能被誤解成「危險」或「難以管理」。
一旦轉介成為學校可以使用的工具,就必須防止它被拿來處理所有令人困擾的學生。
轉介標準必須聚焦於持續且具體的安全威脅,並建立獨立跨專業評估機制,同時保障學生與家長的知情、陳述及申復權利。
唯有標準清楚,制度才不會成為排除學生的工具。
我們需要的,是完整的承接機制
轉介教不育該只有「留在原班」或「送到新學校」兩種選項。
有些學生需要多元課程,有些需要心理治療與家庭支持,有些需要專業團隊進入校園密集介入,只有極少數個案需要短期離開原環境接受高強度處遇。
新設轉介學校、強化既有中途教育、建立跨縣市區域中心,或發展進入校園的密集專業團隊,都應該被放在一起比較。
政策要回答的問題,不只是「要不要把學生轉出去」,還包括:
哪一種處遇最符合學生的實際需求?
原校、家庭與主管機關要承擔什麼責任?
誰負責整合教育、社政、心理醫療與司法資源?
介入多久後必須重新評估?
學生如何回歸原校或其他一般教育環境?
回歸後又由誰持續追蹤?
少了這些設計,再新的學校也可能只是制度裡的下一個孤島。
教育不能只靠第一線硬撐
《鐵拳教育》之所以引發共鳴,是因為許多人都感受到同樣的現實:問題存在,但沒有人真正接得住。
我們支持保障教師與學生的安全,也支持為少數高風險學生建立更高強度的專業處遇。但在設立新的轉介教育學校以前,教育部必須先完成現有制度的全面盤點,公布個案流向、人力缺口、跨部門斷點與現有方案成效,並提出可以被檢驗的改革時程與預算。
一套負責任的轉介制度,必須同時做到三件事:讓原校不再獨自承擔,讓其他學生與教師獲得安全保障,也讓高風險學生得到真正能改變處境的教育與支持。
真正負責任的制度,不只是把學生送走,而是讓學校不再孤軍奮戰、讓校園更安全,也讓孩子獲得重新回到學習與社會關係中的機會。
台灣第一個草根女性政黨
小民參政,從兒童及女性觀點出發
2026前進地方市議會
每月支持,和我們一起推動地方改變
< 立即行動 >